台灣經過 2021 年的 COVID-19 疫情襲捲，在疫情期間，我們的教育曾面臨一片混亂的狀態：中低年級生的家長因為停課不停學而頭痛，老師更被各種線上教育平台、軟體逼瘋，國高中生則要面臨全新的學習方式，長時間緊盯螢幕、失去與同儕相處機會，學生、老師、家長，每個人都壓力好大。

不過，適應力極強的台灣人，很快就運用了科技來解決自身所面臨的困境：許多老師開始接觸到「數位教育」，並體認到它帶來的好處。

但大家心中卻都在等，等著這場疫情結束，「回歸正常」。這對台灣來說是好事一件嗎？台灣的教育數位轉型步伐如何持續前進，不在疫情後打 R 檔、倒退嚕？

《TechOrange》年度趨勢論壇 2021 CONNECT 邀請第一線教育工作者內湖高中英文科教師陳怡蓉、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呂冠緯以及 Google Cloud 公共部門業務副總李殷豪，來與我們對談台灣教育數位轉型的新革命。

數位教育量能 M 型化，學校、老師、家長、孩子都是！

均一教育平台流量在疫情期間暴增 20 倍，但這代表學校、老師、家長、學生真的「上線」了嗎？

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呂冠緯指出，數位教育的量能正在「M 型化」，疫情期間孩子被迫在電腦前專注一整天，「老師可能真的開起了視訊、同步投影片，把投影片按完，就結束課堂！」

但在國外，卻是傾向讓孩子線上學習半天，而另外半天是讓小孩在家自學的，「但在台灣，（這情況使得）大部分的孩子，學力是往下掉的。」

流線傳媒社長戴季全則指出，疫情期間有許多私立學校早已開始推行「一生一平板」的政策，但在許多公立學校裡，卻有許多老師與學生是不具備數位能力的，甚至回到家，連家長也沒有數位教育的能力。

他分享自身經驗，發現只有少數的家長有能力可以帶著孩子利用 Google、筆記型電腦、PPT 等數位工具來完成學校功課，但這些能力在現在這個科技時代卻是相當重要且必要的。

台灣數位教育前景真的很慘嗎？第一線老師來說明

內湖高中英文科教師陳怡蓉是 iPad 種子教師，她通過 Apple Teacher 以及 Google Certified Educator 認證，擁有 5 年以上數位教學經驗。

陳老師提到，數年前台灣開始有一波「改變教育」的浪潮出現，像是學思達、翻轉教學、學習共同體、合作學習等，而她也開始思考如何改變教學型態，跳脫傳統教師本位的模式。

加上內湖高中很早就開始積極推動「行動教學」，因此開始參與蘋果招募種子教師的計畫，讓她踏上了數位教學之路。

陳老師指出，數位工具（如網站、遊戲）提供了變化性與新鮮感，能刺激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數位世代的學生對於線上活動的接受度很高。」

「我曾經做過一個實驗，把同一個任務分成紙本與線上，結果參與後者的學生，學習中的愉悅度就差很多！學習成效大幅提升，更是我喜歡用數位工具進行教學的原因。」

例如，Jam Board 這樣線上白板就提供了即時反饋，讓老師更能知道每個學生的學習狀況；Quizizz 這樣的線上檢核工具，則讓老師馬上知道學生哪些概念沒懂，以釐清概念。

陳老師說，最重要的是學科知識以外，互相協作的能力，例如 Google 文件共編，過程中就可以提升團隊合作與溝通能力，「學生有了全面性的成長！」

呂冠緯同意，數位工具是推動自主學習一個很重要的起點，更能推動精熟學習，讓學生可以隨時補強自己落後的部分。

「疫情造成對於『數位教學』有需求的老師，從原本的 5% 感染了超過 50% 以上的老師，很多人從『觀望者』變成願意往前走，但可能還沒體會到其精隨。」

李殷豪指出，Google 從今年至今，已經開設了 20 多場線上工具、教師訓練課程，希望能培養更多擁有數位能力的教師，人次也已超過 1 萬人。

他提到，Google Educate Group 中充滿熱情與自發性的教育工作者，甚至架了網站，設置了 office hour，「每一個小時都有老師輪流在線上自發性教導其他老師、對數位教育進行 Q&A。」而 Google 本身也在疫情期間開放了如教學錄影、線上會議等等進階功能。

「我們（台灣）應該把 517 後的疫情，加速推動教育的數位轉型，讓科技融入教育，培養學生自主性學習的能力。」李殷豪說。

政府看見台灣數位教育的問題了嗎？

無論是老師、學生、民間基金會或民營企業，所有人都已經站上了數位教育的浪口，那麼政府的角色呢？

陳老師指出，政府應當更傾聽第一線教育者以及家長的需求，「今年開學前有接到政府公文，可補助教師線上教學的硬體設備，例如投影機、手寫板等，但這補助有很高的申請門檻，明細表、檢核表等各類表格，甚至要製作光碟。」

這些門檻讓已經焦頭爛額的老師無多餘心力去進行申請，「且老師需要的可能不是這些硬體設備，而會是軟體資源，如線上教育平台的各種進階功能都需要付費，免費版只能使用有限制的功能。對於某些老師來說，更需要補助這些軟體，政府可以多理解第一線老師的需求。

呂冠緯指出，雖然整個政府的大系統動作是慢的，但仍然會回應這些需求，為何政府的動作顢頇？他認為這與 M 型化嚴重有關，「政府應該跟著跑在最前面的人讓他們可以更自由開放？還是要顧及那些落後的人？」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也曾分析為何政府不能像科技新創公司一樣有效率？原因就在於民主是個混亂的組合（Democracy is messy.）。

歐巴馬表示，有企業執行長來找他談「領導」，他就會告訴他們，如果他只要做出一個科技產品或 App，他就不必去思考「窮人是否買得起這項產品」，也不用擔心 App 是否會造成意外的後果，甚至不用考慮對社會不同層面可能造成的影響。

歐巴馬的這段話，清楚說明了科技企業和政治領導的不同，矽谷成功人士的經驗不一定可以複製到政府體制上。

呂冠緯說，其實教育部曾討論過類似日本 Gigaschool 這樣的計畫與方案，也就是生生有載具，但最終卻可能不會執行，原因就在於大部分教育現場老師認為，要去做這些經營管理是「麻煩的」，需要顧及的層面也相當多。

「現在的問題在於國家究竟有沒有願景、有沒有『膽識』，在仍有阻力時，提出有主張的論述向前走！」

他也舉例，美國教育部就早早成立教育科技辦公室（Offi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直接報告給教育部長。

即使像美國這樣的富裕國家，也得在 2015、2016 年就提出數位學習計畫的第一輪，以政府補助讓現場載具普及率大量提升，培養這樣的風氣，待家長接受後，再推 BYOD（帶你自己的載具），避開在第一輪就讓貧富落差問題彰顯出來的可能。

「『現在』對台灣而言已經是最好的時間點了，就看政府有沒有這個膽識。」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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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 《TechOrange》。首圖來源：Pexels）